中华文化的本色来源于华夏文明的历史，自春秋百家争鸣时代起，就一直在矛盾与统一中一直不断发展。各类思想，儒家、法家、道家、佛家等等，在不断地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也传递了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的张力。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内敛。西方文化的发展伴随着征服与向外扩张，而中华文化凭借着最为完美的地理区位，天生不需要依靠外界，其发展自然更倾向于向内。这就好比外向和内向的人：外向的人动机来源主要是在外界，在于他人对于自己的依赖；而内向的人动机来源主要是在内部，在于对于自我本质的探索与要求。

对个人

  文化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的国家，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已经足够成为一个人价值观的底色。而中华文化内敛的特点，也因此继承到了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是比较擅长自省的，古语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尤其是当在陌生的环境下遇见问题时，我们大多数人下意识会怀疑自己，其次才是怀疑外界环境。我们所一直称赞的品质，诸如敬业、诚信、友善，也相对来说更倾向于是对自我的认知与评价。而诸如西方文化中所颂扬的品质，或者说极具西方文化且集中表达的特点，勇敢、坚毅等等，则是需要借助外在的环境才能得到良好的体现。同样的，这一特点会导致东西方的人们在自我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差异。曾经的一些实验揭示了，相比较于西方人，东亚人更加谦虚，习惯于向外界介绍自己的下限。当然这里除了文化的因素之外，还是有一些现实的考量，比如东西方社会的竞争烈度不同，东亚的人希望通过隐藏自己获得更好的竞争机会云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行为无一不表现出文化影响的影子。

对国家和社会

  儒家思想作为曾经中华文化的支柱，是评判文化影响时不可避免的部分。某种程度上说，中华的文化的内敛来源于儒家思想中对德行的地位的抬高。依靠“德行”对人和社会进行制约，其制约的力量来源是自省和自我批判。对“德”的宣扬和推广，其实也就是对内敛自省的宣扬和推广。另一方面，内敛的特性也成为了儒学在经历了焚书坑儒和新文化运动之后，依然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里的载体之一。尤其是，在孔子之后，中华文化内衍生出的其他伟大思想，比如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阳明心学的“致良知”等等，都是或多或少的对于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强调。

  这些思想文化上的内敛倾向，最终也将体现到国家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层面上。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从古自今多样性都十分强烈。尤其是到了近现代，多样性表达的手段得到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极大加强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被强烈地放大。在这种多样性存在和极大表达的背景之下，维护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是十分艰难的。因此，统治者通过施行愚民政策或者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来限制人们的思想，如科举考试、八股文，削弱庞大国家的多样性，这样有利于统治的稳定。类似的历史长期存在，也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人们思想文化的内敛性。

  最终，文化的内敛造成了国家社会层面的“思想严肃”，相比较于公开选举宣传政策，引导公众讨论，我们国家的政策或者社会制度更倾向于在少数人的研究讨论下敲定并试行。同样是精英政治，我们很难看到国家大事能被放到像英国下议院那般的场景下，进行热闹甚至有些荒诞的辩论和争吵。

中华文化受到社会发展的反向影响

  中华文化延续了上千年，其生命力之顽强，包容度之广博，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其他的文化都不能达到的。时代在变化，中华文化的延展性再次受到挑战。尤其是，一方面，信息时代通讯手段的飞速进步，人们表达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易得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舆论也逐渐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占据一块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中国人民内敛的文化惯性被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释放了，可是统治的稳定性要求依然不允许人们的多样性表达。这样就造成了许多宣传上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致命的。于是，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人民的多样性，开始倾听人民的声音，或者说在大方向上，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见解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自我进步和自我更新的过程。过去我们说，中国近现代的大门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的，而现在，在数代先辈的努力积淀的印象下，在方便快捷高效的现代通讯交流手段的加持下，我们的思想能够更好得向世界展示，我们能够更加高效得参与到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建设和政治生态当中。